沈從文：伸手摘那天空的星子
沈從文手繪伏虎圖
1938年，沈從文在昆明。
□本報記者 錢歡青
沈從文說：“三三……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
“三三”是沈從文對張兆和的昵稱，那一段“老師追女生”的故事早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佳話。而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企圖呈現的，是沈從文更為豐饒的精神歷程。繼《沈從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之后，張新穎再推《沈從文的前半生：一九零二—一九四八》，細密的梳理，沉靜的敘述，把一個兩手空空走出湘西，闖蕩寬廣世界的沈從文，一個因為“愛了世界，愛了人類”而“軟弱得很”的沈從文，如此真切地呈現到了我們面前。
生命流轉至此，得遇這樣一個悠長闊大的世界
沈從文的前半生，最為關鍵的一次人生轉折，當是他二十歲獨闖北京。張新穎認為，沈從文兩手空空闖蕩世界的時候，并非一無所有，而是攜帶著一個積蓄了豐富信息和能量的頑強自我，“這個自我在此后與周圍世界的不斷摩擦中逐漸顯現，重要的是被他自己發現并且確認，進而以此成就獨特的文學事業。這個自我也在與時代的碰撞和沖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機，在嚴峻的考驗中調整、堅持、擴充，一次又一次重新發現和重新確認。”
而這個“頑強”自我的形成，和沈從文兒時成長的環境和性格密不可分。沈從文1902年出生于湘西小城鎮筸(后改名鳳凰)，古怪的地方、軍人的家世，沈從文從這里長到十五歲，見到殺人場景的時候，剛好是“知道人生”的時候。小時候讀私塾逃學，“學會了頑劣孩子抵抗頑固塾師的方法，逃避那些書本去同一切自然相親近”，這樣的生活甚至形成了他一生性格與感情的基礎，“當我學會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時，學校對于我便已毫無興味可言了。”有時候逃學和說謊被識破，就得罰跪，“我一面被處罰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記著各種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對翅膀，憑經驗飛到各樣動人事物上去。……與自然景物易親近，卻拙于人與人之間的適應。家道日益貧困，且增加了這個對同年份，同小集團的親友疏隔。……尤其是由之而來的屈辱，抵抗報復既無從，即堆積于小小生命中深處，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種生命力來源。”
十五歲當兵，四處流轉，在給統領官當秘書時，沈從文得見眾多古畫、古瓷、銅器和十來箱書籍，“由于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于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生命流轉至此，得遇這樣一個悠長、闊大的世界，是沈從文的幸運。
郁達夫摘下自己的圍巾，留給沒有過冬衣服的沈從文
難得的是，因為用功極深，這部沈從文前半生的傳記，并不僅僅講述了沈從文一個人的故事，而是將其放在了20世紀上半期中國歷史變動的時空中，交織進現代中國復雜的紋路里。
二十歲到北京，沈從文還不知道自己的出路究竟何在，流連于琉璃廠，到北大旁聽，困頓之中終于開始嘗試寫作，他寫得急切，源源不斷四處投稿，而失敗幾乎不可避免。窮困無路之際，沈從文試著寫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訴說處境、尋求幫助。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的郁達夫，也收到了沈從文的信，11月中旬的一天，他來到“窄而霉小齋”，看望這個素不相識的“可憐的人”。他摘下自己的圍巾，留給沒有過冬衣服的沈從文;又請他吃午飯，拿出五塊錢結賬，剩下三塊兩毛幾分，也留給了他。當晚，郁達夫帶著強烈的憤慨和激動情緒撰文，并于11月16日發表于《晨報副刊》，題為《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文中沒有寫出沈從文的名字，卻以這一個青年的境遇，揭示出一批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普遍狀況。
而在極為勤奮的寫作中，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終于“開局”，沈從文晚年回顧這一時期得到的關心和支持，曾說“年紀最輕，幫助最多，理解特深，應數徐志摩先生”。多少年后回憶起第一次見徐志摩的情景，沈從文還歷歷在目：“我這么一個打爛仗出身的人，照例見生人總充滿一種羞澀心情，不大說話。記得一見他，只一開口就說：‘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個不講什么禮貌的鄉下人，容易從不拘常套來解脫一切拘束，其時還剛起床不久，穿了件條子花紋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鋪一面談天，他的隨便處，過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澀解除了。只問問我當前的生活和工作，且就從枕邊取出他晚上寫的兩首詩，有腔有調天真爛漫自得其樂地念起來。……不到一點鐘，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紙寫的長信遞給我來欣賞，且一面說這信是封剛從美國寄來的，你讀讀看，內中寫得多真誠坦率又多有情!原來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來的一個長信。他就為我補充這個朋友的明朗熱情種種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寫信人的友誼種種。那時他還未曾和陸小曼結婚。對人無機心到使人吃驚的程度。”1931年11月21日下午，已經任教國立青島大學的沈從文和文學院幾個朋友正在楊振聲家喝茶談天，忽然接到北平急電，告志摩在濟南遇難。沈從文連忙搭夜行火車，第二天一早趕到濟南，到城里偏街停柩的一個小廟，瞻看遺容。躺在小廟一角棺木中的徐志摩，已經換上一套壽衣，瓜皮小帽，綢袍馬褂，“這么一身與平時性情愛好全然不相稱的衣服”，“格外突兀，讓人難受”。徐志摩不滿三十五歲而意外死亡，對沈從文來說，成了一件需要用生命去慢慢消化的事。
“一顆懸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會長一點。”
1931年到1933年，沈從文在國立青島大學(1932年改名為國立山東大學)任教，在青島期間，是沈從文自認為創作狀態最好的時期，甚至《邊城》的創作，也萌發于去嶗山時見到的一位因為親人死去而哭泣的小女孩。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933年初，沈從文同張兆和去看住在上海的張兆和父親和繼母，隨即兩人訂婚;二月，張兆和隨沈從文一起到青島，在山東大學圖書館做外文書刊編目。
沈從文對張兆和，起于單相思。1929年8月，經由徐志摩向胡適推薦，沈從文“破格”受聘為上海中國公學國文系講師。選課的學生中，有一個比沈從文小八歲的女生張兆和。張兆和當時是外文系二年級的學生，不僅成績優異，又擅長體育，女子全能運動排名第一，還是女子籃球隊隊長，非常惹人關注。張兆和沒想到，有一天——大約是1930年春，新學期開學之后，會收到沈從文老師的信，對她表白感情。她似乎沒有驚慌，用她一貫對付情書的方法應對：沉默，不回復。沈從文一封信接一封信，她都不予理會。在即將離開中國公學時，沈從文不甘心追求張兆和半年得不到一個說法，于是求助張兆和好友王華蓮，“說到傷心處，竟然大哭，再說，又哭”。
張兆和最終被感動了，她開始在日記中抄寫沈從文給她的信，沈從文告訴她人生向上的道理，也被她珍重地抄下來，我們可以把這段話里的“星子”看作張兆和，也可以把它看作“文學創作”——這兩件美好的事，都是沈從文的前半生孜孜以求的。這段話是這樣寫的，“一顆懸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會長一點。……若果被愛的理由，不僅是一點青春動人的豐姿，卻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與完美，依我打算，卻不會因怕被更多人的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個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
原標題：沈從文：伸手摘那天空的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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