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隆：抗戰時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重要中轉站
1942年，龍川縣老隆鎮成為震驚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重要中轉站，時任大營救行動負責人之一的連貫就住在老隆福建會館，精心安排和指揮了民主和文化進步人士的大轉移行動。
何香凝、茅盾、鄒韜奮、夏衍、柳亞子、范長江、廖沫沙、梁漱溟、胡風等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著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共300余人，穿過日寇的重重封鎖線，乘船沿東江逆流北上，平安轉移到老隆，再經老隆到達桂林等地。
老隆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被賦予了一系列良好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政治內涵。
急！日軍占港，
文化名人危險！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從惠州乘船到達龍川縣的重鎮老隆，他們是來指揮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行動的。
老隆地處交通要沖，是東江航道的終點港，往西可到韶關，經湖南省轉往廣西、四川；往東，可經興寧、梅縣、大埔轉往皖南、蘇北。因此，眾多自香港轉移到抗戰大后方的難民，都要經過老隆。
外僑歸國自1940年上半年開始，就開始陸續增多。彼時東江護僑事務所擬組建東江華僑合作社，該社成立后，各出入水客均免費住宿，且便于管理保護各地華僑。（《大公報》）同年7月，省振會之港澳僑胞歸粵護送站，有鯊魚涌、淡水、河源、惠州、龍川等處，各站配備有輸送隊、醫療隊，在沿線為歸僑提供服務。
時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澳門相繼淪陷。12月20日，廣東省政府成立搶運港僑委員會，撥出40萬元救濟費搶運香港難民，其中有滯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共800多人，處境極其危險。周恩來指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連貫等人，要不惜代價組織營救。
廖承志、連貫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立即部署營救工作，決定趁侵占香港日軍立足未穩、且對香港情況還不甚熟悉及大批難民逃離香港之機，以最快速度幫助滯港人士迅速轉移。
正當日軍在尚未休刊的報紙和電影院紅燈字幕上連續刊登啟事，點名要鄒韜奮、茅盾、梅蘭芳、蔡楚生等人前去日軍軍部報到時，他們已在東江縱隊的幫助下，開始了艱難的轉移之路。
其時，日軍占領香港后，社會秩序一片混亂。日軍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想把香港變成“模范殖民地”，遂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扶老攜幼步行返回內地。（《國殤第6部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大撤退秘錄》）
趁著這個有利時機，廖承志等人作出了周密布署：先設法與文化、民主人士取得聯系，隨后撤退轉移工作分水陸兩路同時進行。除少數人取道五邑、廣州的西線撤離外，大部分秘密護送到港九游擊基地，再轉移到惠(陽)東(莞)寶(安)根據地，最后護送到大后方。同時，明確從九龍到惠州的安全護送工作，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江縱隊前身)負責，從惠州到老隆的由前東特委負責，從老隆到韶關的安全護送工作由后東特委負責，到韶關后，則由粵北省委和喬冠華具體安排他們轉移到桂林或武漢或蘇北抗日根據地。
老隆，彼時便成了營救與護送文化精英脫險的重要轉運站。作為營救負責人之一，連貫住在龍川福建會館，精心安排和指揮民主和文化進步人士的大轉移行動。
龍川老隆成為
護送文化名人中運站
1941年除夕，第一批文化人茅盾夫婦、廖沫沙、韓幽桐等抵達惠州。之后，陸續有大批人員到來，緊接著便將他們從惠州經東江水路護送到老隆。
這些文化人抵達老隆后，設了兩條轉移線，一條是老隆—興梅—大埔—閩西南，胡一聲(駐興梅)負責沿途隨行等工作；另一條是老隆—曲江(韶關)——衡陽—桂林(后往重慶)，由喬冠華(駐韶關)運籌安排，兩條線由連貫(駐老隆)負總責。
兩條線的轉移工作，亦是困難重重。抵老隆的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有的經興梅、大埔轉往閩西南，有的因其身份過于暴露而暫時留下隱蔽，后再轉送，但多數人則由老隆經韶關到桂林。老隆至韶關這一路，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以“爭取中間勢力”為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商行所發展的社會關系，秘密組織掩護而完成接送任務。
老隆福建會館旁有兩間商行，“義孚行”和河唇街的“僑興行”，既是辦事處又是轉移聯絡點，連貫常住在這里。特別是“僑興行”，在粵、桂、湘等省均設有其辦事處或商號，且自身有汽車往返于桂林、韶關、老隆、梅縣之間。這樣就為疏散護送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中國共產黨龍川縣地方史第一卷》）
茅盾化名孫家祿，與張鐵生等一大批文化人士于1942年元宵節乘木船到達老隆，次日以“義僑”身份搭上一輛去曲江的軍用卡車。途經連平忠信，在廣東省緊急救僑委員會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領得義僑證明一張，生活補助費18元。3月9日，茅盾等人乘火車到達了桂林，距他們離開香港正好兩個月。
此外，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子等，以及柳亞子女兒柳無垢、廖承志妻(經普椿)兒等，他們離港時混雜在難民中，乘機帆船到海豐。國民黨中央委員羅翼群(興寧人)獲悉，親自驅車到海豐迎接。他們幾經周折，從海豐經興寧、五華才抵達老隆“僑興行”。征得柳亞子同意，在連貫周密部署和龍川黨組織協助下，把柳亞子父女倆護送往興寧山村石馬鄉。
這次的文化精英大營救行動從發起到完成任務，歷時半年之久。據不完全統計，經老隆護送至韶關的有300多人，其中有何香凝、柳亞子、李佰球、陳汝棠、鄧文釗、鄒韜奮、茅盾、夏衍、張鐵生、張友漁、胡繩、千家駒、蔡楚生、喬冠華、廖承志、廖沫沙、胡風、丁聰、陳策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夫人上官德賢等。
1942年的老隆，
有著長遠的歷史意義
時過70余年，曾作為“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行動”指揮部的老隆福建會館，目前已成為當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時期當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陳列室。
在龍川縣的紅色革命史跡中，福建會館是一個極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它紅墻綠瓦，古色古香，自清初至今，已經歷了二三百年；另一方面，它曾在民國初年以來，數次見證歷史人物在此做出有著不同凡響的歷史舉動。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代文學博士趙小琪和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吳冰聯合撰寫的《傳播學視野下的老隆在大營救中的文化意義》一文認為，因老隆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革命和抗日基礎，老隆在大營救中發揮的橋梁和樞紐作用有著歷史必然性。
從香港到內地的大后方，整個營救文化人士的過程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過程，茅盾曾稱“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為“抗日以來最偉大的搶救”。
老隆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在大營救中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意義歷久彌新。
（本報記者 凌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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