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中國”———讀《萬古江河》
黃石新聞網（林頤）
《萬古江河》是一部簡明清晰的中國通史，初版于2006年。它所激起的漣漪，呈現一種綿延波蕩的趨勢。借重版之際重溫這部著作，是有必要的。
中國歷史如此悠久，如何梳理？該書副標題為“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許倬云抓住了幾次大的轉折，以“文化交流”為核心，重點探討“中國”之形成。全書分為八章，從目錄看關鍵詞：1—3章是“中國的中國”，4—5章是“東亞的中國”，6—8章是“進入世界體系的中國”。它們分別對應中國歷史上的這幾個時期：
第一，上古時代——公元2世紀。在新石器文化基礎上涌現的殷商文明，形成“群”的共同意識，表現為視別的群體為外人或敵對團體。周人伐商成功，以“天命”為己任，以“封建”構造秩序。春秋戰國，列國交伐。華夏文化圈不斷向外擴大，各國的政治體制也進一步脫離親屬血緣的桎梏，走向以王權與官僚組織為基本形態的新國家。至公元2世紀，也就是東漢末年，以忠孝節義等儒家理論所鑄造的古代社會秩序完成。
第二，公元2世紀——15世紀。東漢崩解之后，外族入侵造成南北對峙；另一方面，佛教傳入中國，與儒家理念由激蕩而至交匯，道家思想亦容納其中，構建三教融合的新的思想體系。至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界定了以倫理、道德觀念為標準的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直至明末，一直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這個時期，中原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經歷了多次的裂解與重構，外來文化的挑戰與沖突大多被吸收或消弭于無形。
第三，15世紀——19世紀中葉，以及隨之而至的“百年蹣跚”。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15世紀新航路的開辟代表了新的序幕的拉開。但此時的明清王朝實施海禁與閉關政策，仍以“朝貢”與“撫夷”的觀念對待域外種族。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無法翻舊更新順應時代變化，原有的“中央之國”的自我投射，暴露其虛弱而不能適應的缺陷，以至于在進入多國多文化的世界體系之時，中國顯得張皇失措。
古代部分的論述，許倬云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最重要的源頭來自考古學家蘇秉琦的“滿天星斗”學說。傳統的中國文明起源地通常以仰韶文化為中心。蘇秉琦說，仰韶文化誠然重要，但“一枝花”代表不了“滿園春”，“星星火”比不得“滿天星”。蘇秉琦在1994年寫作《國家起源與民族文化傳統（提綱）》，指出古代文化區系、條、塊的觀念，建議今日中國疆域之內，至少有六個地區文化。許倬云認同蘇秉琦的觀點，并據此延展探討黃河流域的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戰國時代南北文化的差異的逐漸泯滅為秦漢一統奠定了基礎。
中世與近世部分，許倬云主要運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梁啟超先生在1925年寫過《中國史敘論》，把中國史劃分為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及世界的中國三段時期。梁啟超說，中原的中國經過秦漢一統，成為中國的中國；中國的中國經由與印度、日本等接觸，成為亞洲的中國；近世以來，中國進入世界舞臺，與歐美競爭，而成為世界的中國。梁啟超此說，顯然是許倬云這部《萬古江河》的骨架。許倬云大加發揮，寫就成書，并且做了羅馬與長安、中亞文明、印度文化圈、東亞經濟圈、中國與日本之維新等多種比較。這些不同文化在邊緣上犬牙交錯、彼此進退，以“接觸—沖突—交流—適應—融合”的模式，構成了亞歐大陸數千年歷史跌宕起伏的各種劇情。中國在這些劇情中處于核心的地位。
許倬云近年還寫了《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和《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這兩部作品，繼續探討“中國究竟是什么？我們究竟是誰？”許倬云說：“不論是作為政治性的共同體，抑或文化性的綜合體，‘中國’是不斷變化的系統，不斷發展的秩序。”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審查自己的歸屬和認同，也審查族群歸屬和認同的原則，應是非常嚴肅的課題”。很顯然，“中國”這個概念是演化的，不斷變動的，是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匯江河而成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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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古江河》是一部簡明清晰的中國通史，初版于2006年。它所激起的漣漪，呈現一種綿延波蕩的趨勢。借重版之際重溫這部著作，是有必要的。
中國歷史如此悠久，如何梳理？該書副標題為“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許倬云抓住了幾次大的轉折，以“文化交流”為核心，重點探討“中國”之形成。全書分為八章，從目錄看關鍵詞：1—3章是“中國的中國”，4—5章是“東亞的中國”，6—8章是“進入世界體系的中國”。它們分別對應中國歷史上的這幾個時期：
第一，上古時代——公元2世紀。在新石器文化基礎上涌現的殷商文明，形成“群”的共同意識，表現為視別的群體為外人或敵對團體。周人伐商成功，以“天命”為己任，以“封建”構造秩序。春秋戰國，列國交伐。華夏文化圈不斷向外擴大，各國的政治體制也進一步脫離親屬血緣的桎梏，走向以王權與官僚組織為基本形態的新國家。至公元2世紀，也就是東漢末年，以忠孝節義等儒家理論所鑄造的古代社會秩序完成。
第二，公元2世紀——15世紀。東漢崩解之后，外族入侵造成南北對峙；另一方面，佛教傳入中國，與儒家理念由激蕩而至交匯，道家思想亦容納其中，構建三教融合的新的思想體系。至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界定了以倫理、道德觀念為標準的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直至明末，一直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這個時期，中原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經歷了多次的裂解與重構，外來文化的挑戰與沖突大多被吸收或消弭于無形。
第三，15世紀——19世紀中葉，以及隨之而至的“百年蹣跚”。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15世紀新航路的開辟代表了新的序幕的拉開。但此時的明清王朝實施海禁與閉關政策，仍以“朝貢”與“撫夷”的觀念對待域外種族。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無法翻舊更新順應時代變化，原有的“中央之國”的自我投射，暴露其虛弱而不能適應的缺陷，以至于在進入多國多文化的世界體系之時，中國顯得張皇失措。
古代部分的論述，許倬云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最重要的源頭來自考古學家蘇秉琦的“滿天星斗”學說。傳統的中國文明起源地通常以仰韶文化為中心。蘇秉琦說，仰韶文化誠然重要，但“一枝花”代表不了“滿園春”，“星星火”比不得“滿天星”。蘇秉琦在1994年寫作《國家起源與民族文化傳統（提綱）》，指出古代文化區系、條、塊的觀念，建議今日中國疆域之內，至少有六個地區文化。許倬云認同蘇秉琦的觀點，并據此延展探討黃河流域的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戰國時代南北文化的差異的逐漸泯滅為秦漢一統奠定了基礎。
中世與近世部分，許倬云主要運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梁啟超先生在1925年寫過《中國史敘論》，把中國史劃分為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以及世界的中國三段時期。梁啟超說，中原的中國經過秦漢一統，成為中國的中國；中國的中國經由與印度、日本等接觸，成為亞洲的中國；近世以來，中國進入世界舞臺，與歐美競爭，而成為世界的中國。梁啟超此說，顯然是許倬云這部《萬古江河》的骨架。許倬云大加發揮，寫就成書，并且做了羅馬與長安、中亞文明、印度文化圈、東亞經濟圈、中國與日本之維新等多種比較。這些不同文化在邊緣上犬牙交錯、彼此進退，以“接觸—沖突—交流—適應—融合”的模式，構成了亞歐大陸數千年歷史跌宕起伏的各種劇情。中國在這些劇情中處于核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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